论“自由诗”

贺启财 · 发表于 2013-8-7 18:39:45

发表于 2010-7-11 11:50 | 只看该作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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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自由诗”是早期对新诗称呼的一种。
“自由诗”这个名字只是部分地说出了诗体变革的特点，但是命名本身带有一定的反叛情绪，体现了诗体变革时期过激的心态。在新诗产生的初期，许多人出来解释“自由诗”的含义，无非是将诗歌的规则一条条地否定，甚至分行这一条都可以否定。他们虽然大名鼎鼎，如闻一多、郭沫若、朱自清、艾青等等，但是在他们以后的创作上并没有抛弃诗歌的规律，反而积极地寻求诗歌的新规律，也就是说用行动否定了自己年轻时说的话。如闻一多提出新诗的格律化，并进行了实践，写了诗集《死水》；郭沫若在他一生大量的诗歌作品里，可以说真正属于“自由诗”的作品所占比例很小，而且都是年轻时期的尝试之作；朱自清该行写散文去了，当然有人坚持“自由”到底，如艾青。
“自由诗”这个不恰当的名称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，尤其是对准备走入诗歌大门的年轻人的误导，诗歌可以解除所有羁绊的观念泛滥成灾，当年的误解成了如今诗歌界主流思想，扭转这个误解已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了。诗歌是文学的体裁之一，如果把它的一切特征都“自由”了那么它与文学的其他体裁还有什么区别呢？既然绝对自由了，为什么非要称之为“诗”，而不是其他呢？
相对于格律严谨的旧体诗、词，曲等，新诗不遵循一种可以用公式（如平仄格式）表达的格律，表面上看是没有法则纯自由的，所以被冠以“自由诗”这个名称。新诗不受旧有格律的约束，诗歌之所以为诗歌总是应该有它本身的特点，不仅仅是诗歌，文学的任何形式都有它自己的特殊形式与其他文学形式加以区别，为什么诗歌可以没有呢？“自由诗”的不准确之处在于，把规则的改变说成是无法无天，错误地提出“诗体的大解放”这样的口号。这种误解是很普遍的，他们都是以西洋诗有此一体为论据，说明新诗就是没有任何形式上的约束，而不管这种东西在西方是主流的还是非主流的。
其实西洋诗也是以格律诗为主，自由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，就是自由诗的祖师爷惠特曼也写过许多格律诗。例如他的《哦，我的船长，我的船》。
西洋有的新诗体被翻译成“自由诗”，其实它们原来并不是彻底的自由。如法文的自由诗，每行有三顿至六顿几种形式，不同于传统的亚历山大格的十二音节；使用“错韵”（abab）和“抱韵”（abba），不同于亚历山大格的“平韵”（aabb）；每章诗可以用长短句，相对于传统的亚历山大格它是“自由”了，实际上它是另一种格律诗。而当它传到中国后，人们只看见了“自由”二字，以为西方流行无任何格律的诗。
有人认为诗歌只有两种，格律诗和自由诗，格律诗和自由诗的相对立而存在的。如果承认自由诗也应该有它之所以称为“诗”的特点的话，格律诗和自由诗应该是相比较而存在的，它们都是有一定之规的，只是在模式化的程度上和自由伸缩的范围上有量的不同，而没有质的不同。
有人把近体诗之前的诗说成是自由诗，近体诗之后包括词曲算作格律诗，而新诗全是自由诗，并且说成是一种规律，因此新诗必然是自由的。其实近体诗之前的那些诗如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、乐府及汉魏六朝的各种诗体，虽然没有格律但是都有各自的规律，而且特点显著，汉诗从来没有消除所有规则的诗。诗歌既然是一种文体，就应该有这种文体的规则，彻底地自由就模糊了各种文体之间的界限。所以说“自由诗”这个名称也没有完全地表达新诗的特点。
主张诗歌彻底自由的人也大谈诗歌的音乐美，他们认为他们的诗句有“莫须有”的内在美。其实规则是什么？规则就是研究音乐美之后的结果，把它制成一个模板供诗人使用，而无须自己去“摸着石头过桥”，别人为我们提供了方便我们为什么还要有反感呢？当然我们可以不喜欢这个模板，我们可以另外制造一块模板，而不应该抛弃一切模式天马行空，还奢谈什么音乐美。